我在多伦多上LINC班

多伦多妈妈网编 作者:乡下人 来源:51博客 2012-02-14 19:59
(上) 我在国内是考了雅思的,托福也考过–以备万一上学之用,虽然不是很牛的满分,600分还是有的。 我还在原来单位的外事办当过几天翻译, ..



(上)
我在国内是考了雅思的,托福也考过–以备万一上学之用,虽然不是很牛的满分,600分还是有的。
我还在原来单位的外事办当过几天翻译,接待过老外,包括说话时舌头好像老也伸不直的印度佬,还有从伦敦郊区来的操着浓重乡村口音的英国佬。
做翻译是要有水平的,对我来说,这个还不是最重要的,重要的是你得能猜,要镇静,不能慌,反正我的领导不懂英语,外国佬又不懂中文,全凭我说了,当然不能胡说八道,起码逻辑要讲的通。
最烦的是那个会一点中文的英国老头,讲话时很喜欢冒出几个蹩脚的汉字,自以为很得意,整的我不仅要猜他的英语还得猜他的汉语。
我这个老革命到多伦多遇到了新的挑战。
上刘家里吃饭,他老婆跟我说,到她家要转一次车,不用另外买票,但要记得跟第一辆车上的司机要票,我说,
“哦,PLEASE GIVE
ME A TICKET。”
她说不是,
“TRANSFER,
PLEASE。”
见我满脸狐疑,刘解释说,公车司机是不给TICKET的,警察给TICKET,可那个TICKET一个TOONIE(两块的硬币)是绝对搞不定的。
TRANSFER在加拿大就是公车票,很有意思。
我的听力还可以,简单的英语我连蒙带猜的也能懂个八九不离十,要命的是口语,自己不会表达。
那次上刘家里吃饭车就坐过了头,一直到了终点站SCARBOROUGH的TOWN CENTER,路上一直没敢问。
算了,不着急工作挣钱,先熟悉熟悉环境吧。
去给自己的英语做了一个测试,我四级,我老婆三级。
带上孩子一起去读LINC班,就是劳伦斯大街上的那个。
LINC班里有各色人等,我们班上除了两个东欧人,其他都是说普通话的,有一个学友词汇量相当的丰富,后来听说他的GRE原来考了2000多分,申请了奖学金,过完暑假就要去读书了。
不过这老兄和我们一样学的一口流利的哑巴英语,连说带比划也很难让我们漂亮的波兰裔女老师明白他的意思。
在国内新东方读书的时候,俞敏洪老师有一次跟我们说,
“美国人抱怨我的学生只会考试,不会说话,我告诉他们,我的学生不会说英语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中国,要是他们到了美国三个月后还不会说英语,他们美国人说的就不是英语。”
我当时的理解是,到了美国,加拿大,英语单词自然而然的就会从嘴里冒出来,挡都挡不住,看到LINC班里那些学长,我有点担心了,他们有些已经在那里快两年了。
俞敏洪的话放在孩子身上是适用的,上了两个月的LINC班,进步最大的是我5岁的女儿,从刚开始不肯进那个BABY SITTING
ROOM到能听懂阿姨讲话,然后是看懂动画片DORA THE
EXPLORER,兴奋的在沙发上跳来跳去,偶尔还冒出几个西班牙单词,为暑假后的KINDERGARTEN打下了基础。
我虽然没有什么长进,不过结识了不少朋友,有国内基础很好的工程师,医生,大学教授,还有没学过几天英语的家庭主妇,比如我老婆;我们彼此在和对方的比较中寻找心理上的平衡;有几个男同胞,上完课,还要背着书包去面包厂上班–很有养家的责任心。
特别羡慕那些有工作的本地人,LINC班的老师包括我女儿的BABY SITTER都有17块/小时,还有那个公车司机,听说也有17块,每天坐他的车,每天把我们扔在路边去TIM HORTONS买他的咖啡,雷打不动。
除了女儿的牛奶金,我们家的钱都是人民币换来的,我那时总喜欢把价钱乘以六往人民币上靠,这一靠发现,加拿大的东西贵的让人心疼。
我们在国内时,早饭和中午饭一般都在外边吃,周末是饭店里的常客–客户总要请的,隔三差五的请老婆孩子吃顿饭老板说就用公司的卡付了吧。
来加拿大后的头两个月,饭店的门都没敢靠近过,那次女儿嚷着要吃麦当劳,我也是只给她买了一份,我自己和老婆一旁袖手旁观。
从报纸上看到SHEPPARD
AVENUE上一家幼儿园夏天招PART TIME的义工,为了积累加拿大工作经验,老婆决定去试一试。
从STEELS到SHEPPARD就两站路,一家三口7块钱的公交票换成人民币就是40块,比国内的出租车还要贵,我们决定散步过去。
没想到,这一散就散了将近一个半小时,到后来女儿累的实在走不动,只好抱着,天有不测风云的是刚巧被教会的一个朋友碰上了。
他说,再苦不能苦孩子。
他说的没错,两个月后LINC班放暑假,我决定过完暑假,不再回去了,我们不能一家三口只靠女儿三百块一个月的牛奶金过日子。
英语好不好那是胡扯淡,钱是第一需要。
(下)
男人去打工了,剩下LINC班里上课的大都是女生。
年长的比如我们的老师,年轻的比如我老婆,再小的小女生比如我五岁的女儿还有一个和她同岁的小女孩–她们在LINC班的DAYCARE。
我是为数不多的男生中的一个,刚来加拿大,还比较青涩。
这样说有人会想到那个成语”众星捧月”,其实我长得并不胖,更像是一弯残月淹没在众多的星星之中–星星们才是主角,常听见的是她们的笑声。
在我的印象中,外国的女人是不吃中饭的,她们吃的很简单,也就是两根手指头大的胡萝卜,几片黄瓜,两个鹌鹑蛋大小的西红柿,奢侈一点的会带上两块饼干,不像我们有米饭炒菜,炸酱面,还有肉包子,大饼,韭菜饺子之类的。
我的老师兼校长是个波兰裔的金发美女,名字叫瓦妮莎,虽然半老徐娘了,却依然风韵十足。
瓦妮莎天性幽默,有一点点口音,爱开玩笑,每天穿不同的裙子,戴不同的项链,脸上总是挂着灿烂的笑容,她不总是站着,有时会坐在桌子上–有点随意。
课堂上讲的多的是加拿大的地理知识,历史,还有政治,风俗,读一读当天的报纸,有时也会放上一段从CBC或是CTV上录下来的新闻。
我有一次带了一个FM的收音机到课堂上,是我花了两块加币从DOLLAR店买的,不用说大家都知道这个是MADE IN CHINA的。
瓦妮莎对那个我们看来司空见惯的东西很感兴趣(国内地摊上多了去了),尤其是价钱,先是吃惊,然后就上升到了另一个高度–倾销,说是中国这样做会破坏加拿大的经济。
立马就有同胞们站出来表示反对。
我觉得瓦妮莎这次有点小题大做了,我也根本不觉得花两块钱买那个破玩意是捡了便宜,我知道过不了几天一个耳机就会坏掉,然后另一个也会坏掉,收音机外面的涂层也会很快脱掉。
在国内,我是不会去买这个东西的,那是外地民工和孩子们的玩具。
用政治经济学的原理来解释,那个收音机的材料费是可以忽略的,决定它的成本的是工人的工资,加拿大工人的最低工资是8.5块一小时,换成人民币就是差不多50块。
有谁在国内见过乡下来的民工一天能赚50块的吗?
在国内的时候,我的领导常跟我说,干部要懂得奉献,这话放在民工身上,就是说活要干,到了年底,工资是可以不给你的。
我们有一句老话叫,闲着也闲着。
这就好比是大家都做小姐,区别还是有的,
你们一天接两个客人,我们可以接五个;
你们上了班回家睡你们的席梦思,我们可以住在单位里;
你们赚了钱下馆子,我们可以每天方便面;
这样我们的单位成本就会比你们低,价钱也会低。
我们从来不罢老板的工,两败俱伤的事我们不做,老板多拿点我们能理解,他可以集中力量干大事。
我们老板以前也参加国际会议,现在不一样了,自从兜里有了钱,他说话的声音都变了,我们也觉得脸上有光彩。
还有就是,你们怕客人不干净,让他们下边戴面具,我们不是不怕污染,可我们不想吓跑客人;
我们老板就说了,不能前怕狼后怕虎的,胆子要再大一点,步子要再快一点,得了病可以回头治,机会稍纵即逝,首要的任务是先把钱赚到手,要抓住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,完成从量到质的转变,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。
我们还有一句话就是,”我们是你们的掘墓人。”
当然这个秘密我是不能告诉瓦妮莎的,这些个老外脑子都很简单,没什么心眼儿,说了白说,况且这个和LINC班也没什么关系。
我们的老师后来带我们参观过多伦多的DOWN TOWN–温习了小时候的牵着手过马路;
我们也去过那个靠近DOWN TOWN的养有家畜的,外带一个小池塘的什么庄园。
这个对他们来说就是古迹了,却只能叫我哂笑三声,我唯一觉得有点看头的是那些马–真他娘的够大的,我从来没见过这么高的马,我这个一米七十几的汉子站在那儿也只是和它们的脊背一样高。
我们也乘过渡船,参观过多伦多的中央岛,在喷泉下照过合影,我老婆她们班的老师提前溜号把她们丢在岛上,回来后被瓦妮莎很严肃的批评了一顿。
学期即将结束的时候,我们全体师生自带食物,在多伦多一个很古老的PARK里举行了一个大联欢,在我家的电脑里至今还保存着那天拍的照片,那个PARK的名字却是记不起来了。
多伦多有名字的PARK也太多了。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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